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周六（2014年10月11日）發表社論，指責佔中運動為“動亂”，只不過這次比25年有一點差別，就是沒有在國内版發表，實際上這並非出於對25年前“426社論"的忌諱，而是因爲香港本來就被中共視爲“海外”，否則不會搞大陸與香港的不同海關関區，去香港對中國大陸人來說，等同于出國。第二日，港共組織首領梁振英書記于周日（2014年10月12日）發表看法說：他沒說佔中是革命，但他認爲佔中是“失控的群衆運動”。
要了解中共的詞彙，必須從中共1989年血腥鎮壓和平的學生運動的歷史中學習和理解：按照當時來看，“動亂”就是426社論，是中共宣佈“戒嚴”的準備，人都說：會叫的狗不咬人，在這一階段，中共就是一條會叫的狗；而血腥鎮壓之前，中共就已經成為一條“不叫的狗”了，然後就發生了裝甲車、坦克、達姆彈、機槍，外加30万人的部隊進北京城，與手無寸鐵的人民打仗。這場戰役中，中共自然是戰勝方，人民成爲了戰敗者。於是按照“成者為王敗者寇”的傳統，中共在全國範圍内清洗了至少2万人，外加一直以軍隊化妝后的武警對全國進行武力威懾與“控制穩定”。所謂維穩，就是維護政權穩定，靠的是正規化軍隊化妝以後的“武警部隊”，以便讓人感覺中國沒有實施全國範圍内的軍管，中共政權不是軍政權。
表面上看，梁書記沒有用“動亂”之詞直接附和中共的定性，但是仔細看，梁否認以“革命”定性，已經向香港公衆表示，中共詞彙體系中的“動亂”已經形成，不過，爲了從表面上顯示“港人治港”，梁書記使用了“失控的群衆運動”來定性，實際上這個所謂的“失控的群衆運動”與中共所談“動亂”沒有任何區別。這等於是梁書記在港人治港的外衣下，接受了中共以“426社論”為標誌的“動亂”的定性。強姦民意就是這樣發生的。
鑒于中共在1989年以軍對作戰的方式血腥鎮壓和平的學生示威運動，我們可以想象，中共在進行武力鎮壓香港和平佔中前大約也不會再有更進一步的社論來暗示要以“反革命暴亂”為藉口血洗香港了。因此從這一點看，香港人民及全世界政府、媒體及關心香港的人民應該警惕隨時可能發生的“不會叫的狗突然咬人”的事件。
然而從中共的整個反應來看，我們很容易就知道，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也就是說：法律是社會的主宰，人人在法律面前均平等。因此，佔中是否為動亂，是否為梁書記所說的“失控的群衆運動”，必須由法官來判，而不是由其他機構或官員僭越職權範圍，以官方身份任意指控。而作為行政機搆的梁書記以及作為行政機搆主宰上級的中共應當行駛其行政職權逮捕那些他們認爲造成“動亂”或者“群衆運動失控”的有犯罪嫌疑者。但是，這些行政機搆拿著納稅人的錢，卻不去逮捕那些有犯罪嫌疑者？爲什麽？
因爲造成“動亂”或“群衆運動失控”的人，不是別人，而是他們派到抗議人群中的“反佔中者”、“藍絲帶流氓”、“冒充黑社會的警察”、大陸派到香港擾亂秩序的“每日200-500元不等的雇傭流氓和職業擾亂秩序者”，這些人現行的犯罪梁和香港公安都不去逮捕，因爲這些事件背後的指使者就是中共和梁書記。若要以法律計較，那麽梁書記顯然必須辭職，中共顯然必須下臺。
對此，中共和梁書記的反應是：當時不抓更不起訴，等適當時機需要武力鎮壓時，他們再將“動亂”或“失控的群衆運動”的帽子扣到佔中發起人以及學生組織的領導人頭上，這樣，對於整個佔中既達到了鎮壓目的，又抓捕了表達自己想法和意願的和平示威者。至於這背後的瀆職，則公衆已經無法追究了，因爲法院受理具體的組織或個人的起訴，而且必須提供證據。但在當時梁書記以及香港公安早將具體證據消滅了。即使議員提出動議要求彈劾梁都已經只是被專政的“少數人”了。從更深層次來看，背後指使“動亂”或“失控的群衆運動”的發生，則隨時可以給他們製造血洗香港的藉口，他們在武力血洗前，已經“做足功課”了。我們看中共的套路可以知道，正因如此，開口咬人以前無需多一次狂吠了。咬人是無差別的，無論被這條狗撞上的是兒童、老人、婦女，甚至懷孕的女人，他們都可以肆無忌憚地咬傷、咬死。
然而，在一個法治社會，解決群衆抗議的方法按照香港法治慣例是將人擡走，送上法庭，由法庭舉行聽證，最後由法官判決。我不知道香港基本法是否有關於軍隊或化妝成武警的軍隊開進香港城，對香港進行血洗的法律條文。如果沒有，那麽軍隊或化妝成武警的軍隊就不得非法以武力手段侵犯一個和平的市民社會。否則，誰派軍隊或武警鎮壓，誰就該下臺，並按照國際法原則接受審判，或者上海牙國際法庭，進行戰爭罪起訴，因爲在香港具備法律傚力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英聯合聲明》（涉及中國與英國之間的國際條約）以及香港《基本法》都不允許以軍隊或改頭換面的軍隊血洗香港城。這已經不是中共65年一貫所談的“内政”，而是受國際法約束的國際政治問題。實際上，香港從17年前開始就處於國際法的保護之下。
同時，即使梁書記想用武警或軍隊對香港進行血腥鎮壓，他和中共也必須事先得到立法機構的授權，這與號稱“法制”（以法律為手段控制國家的“法制”）的中國是不同的。在中國大陸，任何國際法都無效，只有土皇帝的一句話才有效。法律面前，土皇帝為大，法律只是僕人，因此，當年鄧屠夫之所以能夠無視法律或國際法或戰爭罪、反人類罪等，直接調遣30万軍隊血洗北京城，並對幾萬人秋後算賬，就是因爲中國不是“法治”（即法律為最高統治的“法治”）社會。
因此，對於香港人民的自由表達，中共及梁書記已經犯法了：他們以威脅恐嚇的方式破壞社會秩序，以非法定性的方式僭越法定職權，無視司法體系的存在。而我們看到他們仍然可能繼續犯法，犯下罪惡千古的反人類罪和戰爭罪。
我們無法容許一個野蠻、罪惡的政權肆意踐踏法律、綁架公民社會，因此，我們呼籲全世界關注中共及跳樑小醜梁書記的行徑，監督和約束他們的行爲，使得人類避免第二次的六四事件發生在文明的市民社會——香港。
如果說，香港是中國的，那麽香港更是全世界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力侵害香港、僭越職權對香港進行秋後算賬。任何武力鎮壓香港市民表達意見的行爲都是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所有目擊者都有權力指證犯罪者的罪行。
2014年10月13日星期一
2014年10月4日星期六
去中心化去组织化概念的误区
——兼评《雨遮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的幾點觀察 》
最近针对香港和平占中运动导向更高潮的雨伞运动，Kevin Lee做出了定性的评价，认为：社交网络及去中心化才是社运应该走的新路子，也是香港社运走到今天的雨伞运动的基础。Kevin
Lee特别提出Mark Buchanan的著作《Nexus: Small Worlds and the Groundbreaking Science
of Networks》（中譯：連結，天下文化出版）作为理论基础来支持他的观点。就香港所发生的民运事件来看，笔者对以去中心化和社交网络（去组织化）为整体策略的观点表示质疑。笔者的观点并非唯一，在网络上原本就存在不同的声音：推特@wanyouyinli，2014年10月3日晨发表推文：“我始終贊成結構性組織的意義。以一個組織對抗另一個組織的效果顯然比以散打形式對抗一個強大組織明顯得多。遍地開花，只可以看到一種廣泛的民意認同感，而如何將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一起進行運作才是關鍵。一種進攻性行動無疑需要力量的集結。別以為我是說革命，我是非暴力的自由主義者，反對打砸搶。執政者不僅僅恐懼民間凝聚力的爆發，而更恐懼民間凝聚力的有效運用。”
如果回顾香港这一次的民主抗争之路，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发起者与响应者的组织化与中心集团化的态势。首先，争普选运动从2013年就由占中三子发起，到2014年6月进行“全民公投”活动时，整个运动的宣传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而原订于6月22日的“全民公投”将“和平占中”真普选运动推向了高潮，原因是网站受到史无前例的超级黑客的攻击，事件立即处于全球聚光灯下。这是一次新型民主力量的组织对抗庞大的专制力量的组织，而核心人物就是占中三子。在这一运动中，中学生的“学民思潮”继“反洗脑教育”运动后再次进 入到历史舞台，加盟成为重要的民主抗争运动的组织者之一。香港民主运动就此正式拉开序幕。
8月30日中共发布消息，真普选诉求被彻底否决，学联及学民思潮随后宣布罢课一周和一天表示抗议。但事态恶化的直接起因却是政府擅自将处于政府总部前面的原属于公众的“公民广场”封闭，使得抗议 现场不得不挪移，这激起抗争者极大不满。直到9月26日周五，中学生加入到和平抗争中来，学民思潮黄之锋号召大家冲破警察的非法强占，夺回公民广场，共有约100名学生爬进公民广场，但遭到警方包围，黄之锋被抓。9月27日（01：40）警方出动防暴部队。（03：00）数十名配戴头盔及盾牌的防暴警察向添美道推进，并用警棍驱赶示威者及喷射胡椒喷剂，情况一度混乱。（03：22）第二批约五十个手持长盾牌的机动部队成员增援。（04：20）港警在一轮激烈清场行动后突撤离，大部分示威者仍留现场。学联随即呼吁市民留守到天明后等待其他市民的声援。原计划学联罢课一周与学民思潮罢课一天的抗议延续了下来。9月27日清晨6时，刚获释的正义联盟召集人何洁泓呼吁市民到公民广场声援，声援的市民也开始增多。清晨7时左右，警察重新布阵与抗议者对峙。随后防暴警察开始武力驱赶声援的市民，但人群不肯散去。上午10时，占中三子到现场声援，随后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现场声援，中午左右泛民议员到场声援，警方在下午1时20分宣布公民广场内清场，学联二名领袖周永康及岑敖晖和所有其他留守学生皆被抬走。下午4时，多个民间团体宣布成立〝支援学界全民抗命联合阵线〞，和学生携手争取民主。
香港学民思潮于9月28日上午在脸书推特上转发市民呼吁，“挨了一天一夜的孩子都累了，有些也相繼離去，他們現在極需要我們的支援。記住，這場抗爭還是屬於香港人的！”并加注：“今天很關鍵，據說已準備清場，睡醒的大家，懇請你們趕快回到廣場接力！”（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Scholarism/posts/832597920105949）。9月28日下午5点，法官发出指令释放黄之锋（根据法律警方抓人后24小时必须经法官审判决定是否继续拘留，否则为非法扣押）。警察的反应却是：1小时后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从下午6点至晚上10点，警方多次向人群发射共87枚催泪弹，多人受伤。这是香港几十年来都未曾使用的手段。全香港怒了，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走上街头，伴学生一起在街头过夜，一起面对警察武力镇压，占领中环从此成为占领香港。之后，各团体（不一一列举了）宣布罢工、无限期罢课、罢教、罢市。这些都是团体在联合行动。
与此同时，一位年轻的勇士，坚持5小时不离开现场，从第一枚催泪弹到最后停止，这位年轻人一直站在最前排与发射催泪弹的警察对峙，而他唯一的武器就是手中的雨伞！到晚间10：40，他的照片在全球传遍开来，并有人称赞他是当代的“坦克人”，也有人称他为“雨伞人”。当天夜晚，全球各大媒体都将雨伞人作为头条（英文版）大版面宣传香港的民主抗争运动。市民为了防止警方再次过度使用武力，都带上雨伞上街抗争。从此，有人开始将和平占中运动称为“雨伞革命”，这是公众为了表达对年轻的学生尤其是这位持续抗争5小时不逃跑的学生的敬佩而命名的。这是令人难忘的瞬间，但这一瞬间不会改变民主运动的性质，因此如何命名香港民主运动，就跟如何给这场尚未结束的民主运动定性一样，根本不是重要问题。
我们或许以为数以万计的市民上街就是去组织化和去中心化的形成，但实际上我们从这个过程中看到的是组织化的加强，或者说，更多市民参与以后的“联合中心化”的形成，即无数的团体参与到民主运动中来，这些团体集结成一股力量，带领市民一起为民主而战。同时，本港各媒体本身也都是成熟的组织，虽然并非为这次民运而产生，却是民运队伍中最稳定最坚定的支持者与参与者。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现时的民主运动，我们的确没有看到任何“个人英雄”或者处于“权威地位”的组织或领袖的存在，但是这正是现时民主运动的优势所在：民运既有组织有中心，又使得领导与权威存在于无形。但这绝不是去组织化和去中心化，因为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组织与中心的存在，只不过不同场合与不同阶段，组织与中心会更换。相反，如果真没有组织，每个处于游离状态的市民是无法历经和平占中、全民公投，和平请愿、黑布行、罢课、民主课堂、反暴力抗争和占领香港等等一系列的阶段而持续走到今天的。不仅香港如此，这也正是中国大陆目前的困境：即使冤民达到一个亿，中国就是没有香港这样的组织去领导中国的抗争，因为抗争的主体——组织，始终无法形成或者无法强大起来。没有组织就没有人领头，对抗暴力独裁政府的运动尤其需要强有力的多个组织联合起来启动和推进，而且这样的启动过程可能是七、八年之久，而不是香港的一年时间。在更加严酷的环境下，民主运动的推进过程也将极其艰难，远比香港难得多。
这场运动的代表性和参与性如何，究竟有那些人没有参与呢？一场运动是否代表Kevin Lee或者其他的处于游离状态的个体并不重要。占中三子以及媒体界也曾经说过，香港的大众比较难以唤醒，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生存的压力，他们没有时间思考自由民主的问题，目前积极参与的是中产阶层人士。从这个感慨，我们能够看到，尽管有70万人参与的“全民公投”，尽管有50万人的大游行，但是仍然有许多人是不参加或不会持续参加的，他们有生活负担需要对付，这是他们 面对的首要的问题。然而我们也看到，尽管这些人并不被包括在民主运动的行列，民主运动依然继续进行着，其规模与持续的时间以及各种策略都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这是“全球化的参与”：各国政府与政要纷纷表示同情和声援香港人民要求民主的运动，而中共散布谣言说，西方政府在为学生们提供后路，虽然这是对西方政府的谴责，但也同时暴露了中共的武力镇压计划以及中共对国际社会力量的害怕。如果一场民主运动没有全球化的参与，那它很容易被暴力镇压下去。而全球化的参与总是到了最极端的状态才会发生（例如香港警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过度使用武力以及雨伞人的顽强抗争）。
Kevin Lee拿占中三子的一些软弱的表现来说明占中三子并非领袖，而同时学生也并非领袖，因此定性这场运动是“无领袖的运动”，继而断定这就是去组织化和去中心化。错！这恰好说明了Kevin Lee自己对现时民主社会的陌生以及对民运的一知半解。在民运中，任何个人的行为，即使他处于组织者的位置，也不完全代表整体运动的走势。笔者的理解是：一场运动应当有多个组织与多个组织领导人出来带动，并在不同活动和不同场合，由不同身份的人与组织担任某一特点阶段与场合的主导角色。它能保障民运能够沿着成功的方向推进。中共对于八九学运的抹黑方法就是，向公众“揭露”这些学运的“领袖”的各种“恶劣的个人表现”，试图以抹黑他们个人品质的方法，让民众相信这些人不是高尚的谦谦君子，不具备领袖的崇高道德。而Kevin Lee恰恰就在文章的背后显示出共产党希望看到的这样的心态：他非常失望于占中三子的软弱以及缺乏行动力，认为即使学联也因自身的懦弱与误判而无法担当领袖责任，总之任何一个团体或个人都无法成为固定的领导。因此，Kevin Lee的结论就变成了，“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的运动，由全体民众自发参与，才可以成功。
我认为这种“领袖”期望本身就是不可以接受的。只要在各个阶段，都有人和团体成为运动的组织人，由于风险及控制能力问题，他或这一团体并不必须一直坚持守在运动的领导地位上，只要有人接力，运动得以持续下去，就可以成功。我们不能认为，没有固定的领导者就等于运动没有了领袖和没有了组织。我们应当知道，无论是否有“全过程的”领袖，这个运动只要能推进，就有成功的机会。为什么一定要先定性，然后以没有经过仔细论证的定性为基础，来制定社会民主运动的策略呢？问题是，这样的定性及其策略，不仅无助于运动本身的发展，而且所提出的“运动必须去中心化和去组织化”几乎可以直接将民主运动推向覆灭。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分析Kevin Lee 所谈的Mark Buchanan的著作《Nexus: Small
Worlds and the Groundbreaking Science of Networks》（中譯：連結，天下文化出版），这个理论是否可以支撑Kevin Lee的观点呢？
笔者认为该著作本身的基本框架在理论上存在问题，而Kevin
Lee在理解这本书的内容上也有很大的偏差。先不说这本书发表于2003年这么早的时间，原书作者直接在开篇之前的摘要中就说到，该理论仍然不成熟，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该书介绍的是通过网络理论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结构问题。这本书基于心理学家Stanley Milgram的六步隔离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人与另外一个人要建立起关系，中间需要六个人链接即可达到。Mark
Buchanan进一步认为，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就好比人在读书的时候，虽然文中漏掉一个字，但是通过上下文，读者仍然能够完整地知道文章的意思，以此说明，社会网络中若缺少一个关节点（无论是大还是小的关节点）都不会影响网络的全局，而这就进一步暗示出一个可能的结论，那就是：社会运动中，如果形成如此的广泛链接的网络，那么即使没有“领袖式”的大关节点，运动也照样可以进行下去。
对此理论，笔者有诸多质疑：社会的复杂程度绝对不是书中模型描述的那么简单，而复杂事物的原理不能用简单事物的原理去推断。每个个体是否能够链接，社会网络是否能形成，以及社会网络是否能运作都依赖一个巨大的社会管理机制（就是我们所称的制度或法律），这个机制是个体关系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就是，社会运转机制是否允许任何个体之间形成自由链接，是否允许信息通过链接进行传递，以及若允许传递，这个传递是否有效和迅速。简单讲：中国这个社会一向用等级制度的社会机制将个体分化与隔离，维持这个社会机制的力量就是暴力统治，结果就是个体处于游离状态（即链接受限制，网络无法形成，网络运作没有空间）。也就是说，社会体制不同，影响社会网络的链接问题也会不一样。作者明显是基于自由社会而写的这本书。
以下详细论述这个理论及其问题，使读者自己判断该理论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可以用在中国民主运动中。
书中进一步阐述任意节点之间的链接问题。作者认为传统网络由诸如父母、亲戚、朋友、同事等强链接组成的网络与外界连接的难度大，任意节点之间需要6个链接才能建立联系；而互联网社交平台出现后，这样的距离被缩小，这种以社交平台为媒介形成的弱链接直接导致节点之间的6级链接模式被切短，从而使大世界变成小世界，形成“小世界网络”。
笔者认为，这个结构示意图忽略了两个问题，除了前面提到的社会机制可能制约链接产生的问题以外，另一个问题就是链接的方向性问题。就目前的互联网社交网络平台而言，每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的链接是不对等的，不是如示意图那样由对等的无方向的连接线建立关系。例如，任意一个人可以关注别人却不一定对等地得到对方的关注。从信息流动而言，则表现为有些节点的信息进入管道多，而出去的管道既不相同而且也多，而普通节点的信息流量小，进出管道均小，且低效。这就形成了香港社运之所以得到众多关注而内地的被关注广度、深度与可能性都极低，即是说，内地极难像香港那样形成“全球参与”的局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香港此番民主运动是26年来发生在中国的唯一一次引起全球广泛、及时、深度关注的民主抗争运动。而这其中，民运的枢纽性节点功不可没，而这些节点有媒体、影响力大的团体和运动发起人，他们是运动的领导力量。
另外，Kevin Lee所说的通过这样的网络社会能够以网络社交群等形式“极容易”形成共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中国的QQ点对点聊天平台，同时上线的有几亿人之众，大家沟通也都是畅通的，而且也能建立多达1500人的群，但从QQ面市至今15年过去了，也未见中国轻易就形成了群之间的共识。为什么？因市场美誉度大的媒体才是关键的枢纽节点，号召力极强，而普通人仍然需要通过这些渠道传播思想获得认同，否则思想不会因自媒体渠道此而迅速传播，而思想不同的人要形成一致本身就非常困难。
Kevin Lee 制作了一个图，显示香港的这次民主抗争在运动形式与管理策划上实现了一场突破，他认为：在领导形式上，香港今次革命是群众自发与自我管理的。但显然这是不成立的。今次的香港公民抗命运动从头到尾都有不同团体或个人带头发起号召，更有社会精英的大力推动，例如香港立法会议员、宗教界、法律界、教育界等大批精英公开直接地支持和带头，他们的号召力、社会影响力以及他们对信息快速处理和传递的能力都为此次香港社运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在运动策划上，Kevin Lee 认为今次香港的运动策划属于敏捷模式，不同以往的瀑布模式。这两个模式同属计算机软件开发管理的术语，在此笔者先简要提出一个评价：将计算机软件开发模式拿到社运里面来，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后者。
再看Kevin Lee所谈的两种策划模式：瀑布模式和敏捷模式。前者指的是一种单向的软件设计开发的程序，具有非常强的时间性与阶段性，如图三：
对于软件设计来说，设计公司为了争得客户订单，总是违背设计过程的特点按照图三的所谓项目计划与客户签约，最后总是无法按时按客户需求完成软件的设计。于是软件业开始采取另一种设计模式，就是“灵便模式（敏捷模式）”如图四：
这个模式有利于软件开发过程中遇到的诸多无法预料的问题，从而确保开发出来的程序便于使用，少Bug。然而它的缺点在于：它只适用不限定未来结果以及对于未来结果无法预料的工作，如软件开发。对社运来说，这是需要避免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不设定目标，而当社运有明确而基本的目标来说，这种模式对目标的实现是不利的，它容易导致整个事业偏离原来的方向。
从社运来说，从来都应该是遵循前者，也就是确立战略目标，设计运作流程，实施计划，实践验证（与纠正）以及最后的目标实现。
总而言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追求民主结束专制是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没有捷径却有无数风险，社运的组织化运作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在中共控制的社会中，组织化是第一步，也是最难做到的一步。但是，只要这一步实现了，后面的工作就相对容易一些。
作者：陈云星
于2014年10月3日《四五论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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